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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树

2021-06-17 04:48:05Ctrl+D 收藏本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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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虽然完全违背了我爸的意愿,但是他多少还是帮了一点我的忙。他断了我的退路。在我妈去英国旅行的时候,我和他达成了协议,最初五年,除非我辞职,否则我不能管他要钱。这其实是一个单方面的协议,只对他有意义,因为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,我给自己的期限更久,比这久得多得多。我得承认,我和我爸妈的关系比较奇特,从小我妈和我不亲近,她和另一个孩子待的时间更长,是一个我小时候的邻居。因为我没兴趣读书,她就把时间花在那个孩子身上,教她读书,把她压箱底的东西都教给她,结果到了那女孩儿十二岁的时候,我们搬了家,从此失去音信,我曾经偷看过她的日记(她藏得并不隐秘,当然她自己不这么觉得),这么多年,她花了不少精力,去打听那个女孩儿的下落,可是没有一点线索,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,那些两人一起在炕上,在小方桌旁边读书的岁月,好像被什么人用手一扬,消散在空气里。后来她爱上了旅游和收藏,我们家有好多画、瓷器和旅行的纪念品,我爸给她弄了一间大屋子,专门放这些东西。昂贵的,独一无二的艺术品,和廉价的,可以无限复制的旅游区玩偶放在一起,看上去也不怎么别扭。我爸从印制烟盒起家,在某一段时期,因为他的运作疏通而造成的垄断,他的印刷机器和印钞机差不了多少,后来他又进入房地产、餐饮、汽车美容、母婴产品。在我大学第三年,有一次陪女孩儿去看电影,正在亲吻时,余光看见电影片头的出品人里,有他的名字。他这一辈子干干净净,对我妈言听计从,自从做了烟盒,就把烟戒了。对于生意上的朋友和对手,他很少在家里提及,我感觉,在他心里,这些人是一样的,他们相互需要,也让彼此疲惫。在我印象里,即使他喝得烂醉,只要想回家,总能独自一人找回来,前提是我妈也要在家,帮他校准方位。我妈通常不会说他,给他煮碗面,有时候他进门一头栽倒,她就把他拖到床上,然后关上门。我爸常说我叛逆,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。其实,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,执拗、认真、苦行,不易忘却。越是长大越是如此,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。

    高中一次斗殴,作为头目,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,其他人都走了。其实我也受了点轻伤,眉骨开了个小口,值班的民警给我拿了一板创可贴,坐在栅栏外面和我说话。你知道混混以后有什么出路吗?他说。我记得他很年轻,胡子好像还没有我的密。我没有说话,自己把创可贴贴上,在眉毛上打了个叉。他说,要么变成惯犯,要么成为比普通人还普通的人。我没有说话,他说,你以为你多牛逼呢?你将来能干什么?我没有说话。他跷着二郎腿,不断打响手里的打火机。他说,你知道每天全国要死多少警察吗?我没有说话。他说,我看了你的档案,你隔三岔五就得进来一回,都是为别人出头,你说你将来能干啥?你那帮朋友,从这里出去的时候,哪个回头看你一眼,哪个不是溜溜地赶紧走了?我说,操你妈,有种你进来和我单挑。他说,单挑?我一枪就打死你。我开枪不犯法,你会开枪吗?你知道枪怎么拿吗?傻逼。我把手从栅栏里,伸出去,抓他的衣服,他没动,衣服被我紧紧攥着,他说,你好好摸摸,这叫警服,昨天有个毒贩,把自己的父母都砍死,抢了六百块钱,他爸临死之前还告诉他钱藏在哪,让他快点跑,你这个臭傻逼,你敢吗,你敢动这种人吗?告诉你,今天收拾完你,我明天就把他抓回来,你们这帮傻逼。说完,他把我的手腕一拧,我咬紧牙没有出声,松开了他的警服。他没有回头看我,我听见他开门出去的声音,然后走远了。

    我一直记着他的样子和他的警号,他是一个辅警。没有编制的辅警。后来我知道,他也没有用枪的权力。大约两年之后,我的一个朋友,因为伤人进去,我在我爸那拿了点钱,去看守所帮他,那年我十九岁,正在念高四,复读,好几个警察都认识我。一个警察看见我说,有日子没来了,跟你爸做生意了?我说没有,然后说了一个警号,还有他的样子,问他在吗,我想让他看看我,不知道为什么,我一直记着他,好几次有人找我去打架,我都想起他。一个人说,你找他干吗?我说,没事儿。问问。那人说,他让人报复了。我盯着他看,等着他往下说,他说,死在自己家楼下,让人从背后捅死了。媳妇饭都做好了。说完,他接过我的钱,进了别的屋,我想问人抓住了吗,可是嘴唇动了动,发现喉咙发不出声音,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。我把事情办完,我的朋友看见我,笑着向我走过来,我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从考上警校,到从警校毕业,我妈没跟我说什么话,但在我报考之前,有一天我妈突然问我,真想当警察?我说,是。她说,别逞能。我说,没有。她说,为什么想当警察?我记得那是一个早晨,就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旁边喝牛奶,她喝了一口,用手指轻轻擦掉嘴边的白色沫子,抬起头问我。我说,人迟早要死的吧?她说,嗯,要死。我说,想干点对别人有意义,对自己也有意义的事儿,这样的事儿不多。她说,挺好。然后不再说话,低头继续喝自己的牛奶。后来我爸告诉我,她跟我爸说,如果我考不上,让我爸找找关系,让我念上。我不知道她是基于何种心理。也许在她眼中,我做什么都无所谓,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人。警校四年,她从来没去学校看过我,即使是毕业时,我成了优秀毕业生,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,但她还是没出现,倒是我爸开车到了学校,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,还请我吃了顿饭,西餐。他说我妈去了南非,他都联系不上,但是她送给我一个礼物。是一幅画。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中间守门,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,把球踢过来。画很简单,铅笔的,画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,没有落款,也没有日期。

    那顿饭,我爸想要说服我,去市局坐办公室,做文职工作。我拒绝了,结果我爸提前结了账,把我扔在饭桌旁走了。

    和他达成协议之后,趁他俩不在,我回了趟家,收拾了自己的一些东西,搬到局里安排的宿舍。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,成了一名实习刑警。开始的半年里,我参加了几次相对轻松的行动,那阵子搞逃犯清理,我和几个老警察一起,走了七八个省市,在村庄,在工地,在矿井,把逃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杀人犯带回来。没有一点危险。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刚从矿下上来,看见我们在等他,说,我洗个澡。老警察说,来不及了,车等着呢。走过去给他上了手铐。他的头发上都是煤渣,我年少时的玩伴,随便哪个,看着都比他强悍多了。他说,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。老警察说,让他们去看你吧。在奔机场的路上,他只说了一句话,你们早来就好了,我把那娘俩坑了。

    2007年9月,我正式成为刑警,出警时可申请配枪,若是要案,可随时配枪。9月4日晚,和平区行政执法大队的一个城管,喝了些酒穿过公园回家,遭到枪击,尸体被拖到公园的人工湖里。市局的刑警开了动员会,骨干们又单独开了案情分析会,这是这个月里第二个遭到袭击的城管。第一个被钝物砸中后脑,倒在自家的楼洞口,再没起来。我因为毕业成绩还可以,实习期间的表现也过得去,分析会时允许旁听。枪是警用手枪,子弹也是警用子弹,64式7.62毫米手枪,64式7.62毫米子弹。被枪击的城管,也曾先被钝物击中后脑,从法医鉴定和现场分析,这一击并未致命(怀疑是锤子或扳子),他负伤逃走,袭击者追上再给予枪击。那个城管我不认识,和我也不是一个系统,但是葬礼我还是参加了。因为上面的要求,葬礼比较简单,遗像也没有着制服,而是穿着休闲装,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。作案的手枪,有记录可查,十二年前属于一个叫蒋不凡的警察,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钓鱼行动,凶手逃脱,他成了植物人(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。他的脑袋被车玻璃击中后,又被钝物击打),因为是工伤,所有费用都由市局承担。受伤时他还未成家(虽然已经三十七岁),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顾,1998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。从未醒来,也从未留下只言片语。那次行动的另一个后果,是他携带的两把警用64手枪,两个弹夹,一共十四发子弹,丢了。

    当时的案子是一起劫杀出租车司机的串案,一直未能侦破,不过蒋不凡出事之后,这起系列案件也随之停止了。而这两起袭击城管的案子,有着内在的联系,因为这两个城管比较著名。他们在上个月的一次行政执法中,没收了一个女人的苞米锅,争执中,女人十二岁的女儿摔倒在煤炉上,被严重烫伤面部,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。两人因此登上了报纸网络等各种传媒,而有关部门对这起事件的定性是,女孩属于自己滑倒,她自己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,两人并无重大过失,内部警告,继续留用。

    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会上,会议室烟雾缭绕,主抓这个案子的大队长叫赵小东,当年的钓鱼行动有他一份,那时他的妻子怀孕待产,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十二岁,念初一,而他的战友蒋不凡没有子嗣,死了近十年。蒋父已去世,只剩下一个老母亲,住在女儿家。他每年都要去几回,局里发东西,或多或少,带过去一点。他说,没想到过去那个死案又有了活气儿。如果在退休之前,还破不了这个案子,退休之后他就自己调查,如果在他死前还破不了,就让他儿子当警察继续破。会议室里静悄悄,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着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难,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,可是在这个案子上毫无用处,另一方面想着,那两把枪里,还有不少子弹。

    自从参加工作之后,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发言,我说,领导,各位,我是新人,我瞎说两句,请大家指正。赵队说,不用客套,说。我说,我看了当年的卷宗,也看了卷宗里的现场照片,还去了事发的现场。赵队打断我说,什么时候去的?我说,前天,参加完城管的葬礼,坐公交车去的。赵队说,谁让你去的?我说,我自己想去看看。赵队说,继续讲。我说,当年的高粱地,现在都盖上了楼,卖七千块钱一平,那条土路,已经变成四排车道的柏油路。蒋不凡被发现的草地,现在是沃尔玛超市。照片上的地形一点也看不出来了。赵队说,你他妈是想干房产中介?我说,没这个意思,我查了当年的报纸,并且问了周边的人,有一个发现,距离当年事发地点向东两站地,有一个私人诊所,是中医,十二年前就在,现在还在。我在诊所门口等了半天,问了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上岁数的患者,他告诉我这里原来的大夫孙育新,曾经是工人,下乡的时候在村里跟着一个江湖郎中学过一阵中医,1994年下岗,第二年自己开了个诊所,没想到就一直开下来了。他2006年春天得胰腺癌去世,现在坐诊的是他儿子孙天博。

    所有人都看着我,赵队把烟掐在烟灰缸里,瞪着我说,继续说。我说,当年那起案子,一死一伤,死的是蒋不凡,伤的是卡车司机刘磊,他当时前额撞上方向盘,大量出血,晕厥,什么也没看见,只记得突然看见一辆红车的车尾,而车祸之前,他属于疲劳驾驶,据他所说,眼前只有一片黑夜,所以他连个目击证人都不算。出租车内有血迹,当时也做了检验,不是蒋不凡的,推测属于凶手,但是蒋不凡被车碎片击中的位置在车外,所以我做了一个推测,除了凶手和蒋不凡,出租车上还有另一个人。赵队说,你叫什么名字?我说,我叫庄树。他说,小庄,从今天起,你跟这个案子,和家里打个招呼。继续讲。我说,那个人在蒋不凡和凶手离开车后,还在车中,坐在副驾驶位置,卡车撞上出租车后,车倾覆到路边,他受到重创。蒋不凡倒下后,凶手拿走蒋不凡的手枪,把那人从车中救出,离开现场。这就可以解释,为什么蒋不凡藏在车中的手枪也被拿走了,如果车里没人,他怎么能发现那把手枪呢?赵队站起来说,你的意思是他们去了那个诊所?我说,我只是推测,怕打草惊蛇,没敢去诊所里面调查,但是我感觉,有这种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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