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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德增

2021-06-17 04:48:03Ctrl+D 收藏本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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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有一年夏天,具体哪年有点记不清了,那几年一晃就过去了,好像都是一年一样。应该是在千禧年前后吧,我在北京谈事儿,接到一个电话,电话里头说,庄厂长,他们要把主席拆了,你想想办法。是厂子里一个退休的老工人,当时我接了厂子,把这些人一起都接了。我说,哪个主席?他说,红旗广场的主席,六米高那个,后天就要给毁了。我知道那个主席,小时候我住得就离他很近。老是伸出一只手,腮帮子都是肉,笑容可掬,好像在够什么东西。夏秋的时候,我们在他周围放风筝,冬天就围着他抽冰尜。我说,毁他干吗?他说,要换上一只鸟。我说,一只鸟?他说,是,叫太阳鸟,是个黄色的雕塑,说是外国人设计的,比主席还高两米。我说,我不是市委书记,找我没用,活人就别跟死人较劲了,在家好好歇着吧,不差你退休金就完了。说完我把电话挂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我飞回家,晚上又出去接待了一拨人,弄到很晚,在洗浴中心睡了,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,和我一起来的人都走了。到了前台,小姐端出一堆手牌,我挨个结了账,打电话把司机喊来,给我送回家。开到半路,我下车吐了一次,隔夜的酒从胃里涌出来,好像岩浆一样把食道熨了一遍。有一群老人,穿着工作服,形成一个方阵,在路中间走着,不算整齐,但是静默无言。司机说,咋回事儿?跑这儿练健身操来了?我也纳闷,摆了摆手,上车歪在后座,到了家门口,我突然想起来,是主席,他们是奔着主席去的。我让司机先走,自己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。看着自己的裤腿,干干净净,皮鞋,干干净净,就在几年前,我穿着西裤和皮鞋,走在云贵高原的土地上,皮鞋几天就张嘴了,西裤的裤腿永远蒙着黄土。我抬起手看了看表,这个钟点,庄树在学校上课,傅东心应该在睡午觉。自从她辞职之后,她的午觉就变得十分漫长,好像一天的主要工作是睡觉。我站了起来,拦了一辆出租车,说,去红旗广场。

    出租车司机坐在防护罩里,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,穿着司机制服。奇怪的是他还戴着一个口罩,那可是八月份的正午,烈日高照。我朝他面前的后视镜看了一眼,他的一双眼睛正在其中,也在看我。一个眼角突兀地向下弯折。我便把眼睛挪走了。

    “红旗广场?”他的一只手放在“空车”二字上,我说,是。他手指一勾,牌子一倒,“空车”熄灭。行了两站地,已经看见主席无依无靠的大手,路却突然拥堵起来,原来刚才看见的老人,只是其中一支,眼前是另一队方阵从路中间缓缓通过。不同的是,他们穿着另一种颜色和款式的工作服。司机把半个膀子搭在车窗外面,看着眼前的老人,没按喇叭,也没干点别的,就是平淡地看着。我说,也是闲的。他说,谁?我向前指了指。他说,那你去干吗?我一愣,说,我去附近办事,和主席像没关系。他点点头,说,也是,你没穿工作服。我又一愣,说,咱们认识吗?他说,不认识。你什么意思?我说,没什么意思,就是觉得话头有点怪,好像咱俩见过。他说,你是个板正人,我是个卖手腕子的,你可别抬举我。我一时语塞,可能是昨晚喝多了,脑子不太对劲儿。

    终于蹭到了广场周围的环岛,他说,你到哪?我一边朝广场上看一边说,你绕着环岛走走。他说,你没瞧见都堵死了?我说,你就走你的,耽误你的时间我给你折成钱。他说,哦,钱是你亲爹。我一下火了,说,你这人怎么说话呢?他说,我是开出租的,不是你养的奴才,你下去。我望向后视镜,他没看我,而是小心地避过前车摆动的车尾。这个疤脸。一般这种人不是话痨,就是犟驴脾气。一旦我下了车,再想打车回去,基本上没有可能,所有路口都叉死了,还不断地有老人从车缝里向广场走去,好像水流一样。我说,天热,咱都别急,你帮我绕一圈,咱就原路返回。他没说话,开始向环岛内侧打轮,透过车窗,我看见红旗广场上,围着主席像,密密麻麻坐满了人。施工队的吊车和铲车在一角停着,几个民警拎着大喇叭,却没有喊话,正在喝水。老人们坐在日头底下,有些人的白发放着寒光,一个老头,看上去有七十岁了,拿着一根小木棍,站在主席的衣摆下面,指挥老人们唱歌。在他的右手边,另一个老头坐在马扎上,拉着手风琴,嘴里叼了一棵烟卷,时不时翘起嘴巴的一角换气。“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,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,多么温暖,多么慈祥,把翻身农奴的心照亮。我们迈步走在,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,哎,巴扎嘿。”

    主席的脖子上挂着绳子,四角垂在地上,随风摆动。几个工人坐在后面的阴影里,说着闲话。似乎眼前的这一幕和他们没什么关系,等他们闹完,动动手指主席就倒了。我想起小时候,我和几个小子就站在他们的位置,看着主席的后脑勺。一个人说,你说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?另一个人说,胡扯,这么大的脑袋不是怪物?他哥马上给了他一嘴巴,你他妈的见过主席?嘴是棉裤腰?我当时寻思,如果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,那他戴的军帽能成多少顶我们戴的军帽,他穿的军裤能成多少条我们穿的军裤?我又想,不对,主席的脑袋应该是正常大小,也许是大,但是大不了这么多。他接见红卫兵的时候,和红小将的脑袋差不多大,如果他的脑袋果真这么大,那千千万万的红卫兵的脑袋岂不是也这么大?这怎么可能,因为我们学校有人去过,脑袋就和我一样大。

    车流缓缓地向前挪动,车里的司机和乘客,无论是私家车,运货车,还是出租车,都有足够的时间向广场上张望。大家歪头看着这群老人。我已经很久没回来过,搬走之后,几乎没回来过。那个建筑好像我故乡的一棵大树,如果我有故乡的话。上面曾经有鸟筑巢,每天傍晚飞回,还曾经在我的头上落过鸟粪。有好多个傍晚,我年纪轻轻,无所事事,就站在这儿看夕阳落山。那些时光在过去的几年里,完全被我遗忘,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,好像一瞬间,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?”我说,“什么?”已经几乎绕了一圈了,我感觉到了后半圈,他的速度比其他车子都慢。“没什么,你现在去哪?”我看了一眼广场上,好像图画一样静止了。“回刚才来的地方。”我说。他换了一个挡位,把速度开了起来。“你说,为什么他们会去那静坐?”过了一会他问我。我说,“念旧吧。”他说,“不是,他们是不如意。”我说,“嗯,也许吧。他们是借着这事儿,来泄私愤。”他说,“他们让我想起来海豚。”我说,“什么?”他说,“新闻上报过,海水污染了,海豚就游上海岸自杀,直挺挺地,一死一片。”我没有说话。他说,“懦弱的人都这样,其实海豚也有牙,七十多岁,一把刀也拿得住。人哪,总得到死那天,才知道这辈子够不够本,你说呢?”我说,“也不是,也许忍着,就有希望。”他说,“嗯,也对。就是希望不够分,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。”我越发觉得他认识我。我很想让他把口罩摘下来,让我看看,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,拼命回忆,他的音调,他的体态,但是总有些东西不那么统一,从中作梗,像又不像。

    到了目的地,他抬起“空车”二字,说,二十九。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?我一边拿钱包,一边说,什么?他说,主席像的底座,那些保卫主席的战士有多少个?我说,我记得我数过,但是现在忘了。他接过我的钱,没有说话,等我拉开门下车,他从车窗伸出头说,三十六个,二十八个男的,八个女的,戴袖箍的五个,戴军帽的九个,戴钢盔的七个,拎冲锋枪的三个,背着大刀的两个。说完,他踩下油门,开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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